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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民後,他們轉身成了簽證官

移民後,他們轉身成了簽證官

*本文系本站看客欄目出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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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可以試試大使館的移民部門,那裏應該適合你。”勞森伯格先生對我說——彼時我剛辦完上份工作的離職手續,上司勞森伯格請我吃飯,還給我出謀劃策。

他是法國猶太人,曾任巴黎地區法官,後被派駐法國駐華使館任參贊。

“你是法學專業,做簽證官可以實踐法律,”他對我說,“需要我的推薦信嗎?”

恰逢某國駐華使館移民部招聘,我帶着簡歷和推薦信去應聘,很快就收到了筆試邀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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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靜的使館區,到處是鐵絲網。

使館區內很安靜,建築被鐵絲網包圍,面試那天,我被保衛攔住:“你不能上臺階,下去,保持距離。”我懵了,明明是公共人行道,爲什麼不能走?他不依不饒,我只好照做。

“你來應聘的吧?過安檢!”保衛語氣很嚴肅,這成了我對使館的最初印象——神祕森嚴,拒人於千里之外。

直到我戴上工作證、正式成爲一名使館員工後,他的態度才180度大轉彎,和呵斥我下臺階時判若兩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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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某大使館外,穿着橄欖綠軍裝的武警。圖源:Sipa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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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一大早,使館外就排起了隊,形形色色,都是來辦簽證的人。隊伍兩端,一邊是不苟言笑的武警,另一邊則是趁機做生意的商販,有人賣礦泉水零食,有人做移民中介,還有“代理排隊”的黃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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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館內是另一番景象。人們膚色各異,講着不同的語言,有的打扮精緻,有的不拘小節,有在哺乳室餵奶的辦公室母親,也有在院子裏遛娃的外交官,氛圍輕鬆,和外面焦急等待的申請者們形成對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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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了儘快上手,我很快就鑽研起業務來。表面上看,簽證官的工作和法官一樣,都是審判並決定一個人的命運,工作流程也和我在法院實習時差不多。但深入進去,我才發現其中的區別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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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,法院開庭聽證、公開審理,移民局卻不“開庭”,對外保密,在公正性和公共監督方面大打折扣;其次,法院杜絕重複訴訟,有兩審、再審、申訴、檢察院抗訴等救濟渠道,而移民案的救濟渠道卻很窄,拒籤後,申請人只能再交一次申請費,重新申請,或者在目標國首都總部通過律師申訴,過程十分漫長;再者,《移民法》本身就不健全,充滿歧義,概念模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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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就爲簽證的審覈埋下了隱患。

“你看我們的同事,幾乎都曾經是移民”

“歡迎你加入我們,這將是一份快樂的工作。你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問我。”工作第一天,簽證官法比安熱情地歡迎我。他祖籍阿根廷,喜歡吃中國菜,我們經常一起吃午飯,漸漸地就熟絡了起來。

移民部門有近百名員工,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,有意思的是,大多數簽證官還都曾經是移民。有天吃飯時,我請教法比安:“爲什麼簽證官往往自己就是移民呢?你看我們的同事,幾乎都曾經是移民,移民局青睞錄用移民做簽證官嗎?”

“這是個好問題,你觀察得很細緻。”法比安說,“我不敢對移民局的用人標準下結論,但可以講講我自己。作爲移民,我想說我不僅喜歡,而且適合這份職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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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午餐,法比安學習適應中國菜。

移居X國前,法比安是阿根廷一家大型德國企業的人力資源高管。千禧年後,阿根廷經濟下滑,企業不景氣,他萌生了移民海外的念頭。

爲了移民,從小講西班牙語的法比安苦練了幾年英語,直到現在,他的口音仍然帶有濃重的西班牙味。因爲親身經歷過,他特別理解移民的難處,同時也非常清楚,什麼樣的人適合移民,什麼樣的人不適合:“移民必須有好心態,能接受生活的巨大變化,並且有潛力去不斷迎接新環境的挑戰。以前我在阿根廷是中產,移民後,我要從低處做起,這是必須承受的。”

費盡心思來到X國,法比安卻找不到HR高管的工作——這行要求非常熟悉本地勞動力市場,還要有良好的人脈關係,他人生地不熟,甚至連人力資源的基層職位都夠不着,最後只好從行政、文員做起,收入不高,根本不夠養活一家人。困窘歸困窘,那段時間在底層摸爬滾打,法比安有機會接觸到各色人等,這倒是爲他日後考入移民局奠定了基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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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參加使館的業務交流會。

“我以前是職業HR,看過無數簡歷,煉就了火眼金睛,這是我的優勢。”法比安自豪地說。

有次,我懷疑申請者的資料造假,便拿着案子和他討論。一看到材料,法比安立即指出了問題所在:“這個人整過容!他本來長得不是這樣。”他指着申請人的照片說,還給我分析了她的鼻樑骨結構、五官比例等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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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會首先看人的長相,這是我當HR時的職業習慣,”法比安笑着說,“相由心生,錯不了。”

不僅如此,這段個人經歷還深深影響了法比安對案件的判斷。

一次,幾個簽證官對一件案子有爭議。申請人本科碩士讀的是不同專業,從事的職業也和專業不沾邊,還經常跳槽,在很多公司和行業都待過。有簽證官認爲,職業路徑混亂,可能意味着這人朝三暮四,不太穩定,出國後也許會動心思,不想回來。

但法比安卻對這位申請人十分欣賞,認爲他經歷豐富,能駕馭不同專業和領域,有開拓者精神,是有用之才。最終,他的意見被採納,這位幸運的申請者通過了審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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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背景和個人經歷不同,註定了不同簽證官對案子的審覈標準有很大出入。這種情況,也發生在加斯帕身上。

加斯帕是移民部兩位非洲裔簽證官之一。1970年,他出生在非洲多哥——聯合國公佈的最不發達國家之一,1999年成功移民X國,考入移民局,成了一名簽證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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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如何從多哥奮鬥到發達國家,加斯帕從來不講。我只知道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留在多哥生活,而他走出了非洲,成了發達國家中產,還擔任外派中國的外交官,獲得豐厚的外派補貼。如今,他的妻子在美國生活,兒子就讀於廣州一所昂貴的美國學校,放學後回到廣州珠江新城的高級公寓裏,和父親一起享受外交禮遇。

這是一個階層跳躍的勵志故事。加斯帕對自己的工作頗感自豪,同時又保持着同理心,尤其是對那些和他境遇相似的當事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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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段時間,我接到很多委內瑞拉籍公民的移民案。和中國申請人不同,他們提交的身份、教育、財產資料很難在中國查證,我一時無從下手,便向更爲資深的加斯帕請教。

他對這種來自“落後國家”的案子頗有見解:“委內瑞拉遭遇了經濟危機,國家瀕臨破產,很多國民都開始另尋出路。這些人一定在墨西哥申請過吧?”我一覈對,還真是被他說中了,當事人都有墨西哥旅行史,墨西哥作爲全球最大的移民輸出國之一,X國移民局在當地設有大型服務點,這裏是拉美地區的移民樞紐。

後來我又請教過其他簽證官,發現沒有人比加斯帕瞭解得更清楚。我不禁聯想,他究竟是怎麼從非洲“突圍”的?難道也是經過墨西哥?這是他的祕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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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州小北的非洲人聚居區。圖源:Sipa

作爲名副其實的“非洲通”,加斯帕對廣州的非洲黑人羣體也有獨到的見解。

廣州小北一帶聚集了很多非洲人,不少人謀劃着從中國向歐美移民。“申請者大多數是居住在廣州的尼日利亞人。”加斯帕發現了規律,“尼日利亞被稱爲‘非洲的中國’,人口最多,最喜歡出國移民,世界各地的非洲人中,絕對有尼日利亞人。”

雖然都來自非洲,加斯帕卻不願和他們混爲一談。已經出走20多年的他,不喜歡被當作非洲人看待。每當遇到非洲申請人的案子,他都看得很仔細,不知內心會有怎樣的掙扎。他願意給這些人一個機會,讓他們變成下一個自己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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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是,大部分非洲申請者還是被拒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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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定諤的“自由裁量權”

如今想來,無論是法比安對冒險者的青睞,還是加斯帕對拉美、非洲移民的見解,本質上都是他們作爲簽證官的“自由裁量權”。

在司法領域,即使有嚴格的法律,法官的個人認知和喜好仍能左右案子的審判結果。而擁有“自由裁量權”的簽證官,自由度往往比法官更大——簽證審批是“獨任制”,一人決定,全權負責,除非特別審查,否則其他簽證官無權推翻對同一申請的決定。

也就是說,對個案的判斷,高度依賴簽證官的個人理解。如果同一申請由不同的簽證官受理,結果很可能截然相反——有時,甚至會改變申請人的一生。

北京三里屯東5街上的外國大使館標識。圖源:Sipa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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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同事卡洛琳就遇到過這樣的時刻。

在一次審覈中,她通過研究資料的相關性,推斷出申請者是國際人口販賣集團的人質。

“即使事情過去十多年了,我仍然忘不了。”卡洛琳說。

第一觀察

她當時負責給移民批居留證,某天,接到一位希臘女性移民的舉報,說有個男人是移民黑戶,在做販賣人口的勾當,請求卡洛琳批捕他,把他關在移民看守所裏,千萬別放出來。“因爲男人已經知道她舉報了自己的事,一旦被放出來,女人很可能會被他殺死”。

第一觀察

那個男人此前已經拿到了合法居留的資格,“我懷疑他是蛇頭,但他堅決否認”。卡洛琳審訊了他一整夜,但還是找不到證據,“雖然那希臘女人說他有殺人傾向,可我沒有證據斷定他會殺人”。

疑罪從無是法律規定,作爲移民官,如果僅僅懷疑對方有殺人傾向就將他拘留,這是犯法的。卡洛琳沒辦法,只能放他走。說到這,她哽咽了起來。

《2018年全球全球被發現的人口販運受害者總數呈上升趨勢。資料來源:UNODC

就在放走男人的次日下午,壞消息傳來——那男人真的把希臘女人殺死了。報案人是女人的妹妹,她憤怒地指着卡洛琳的鼻子罵:“就是因爲你,姐姐被蛇頭殺死了,她昨天已經說過,如果把那男人放出來,她會被殺掉,可你居然把他放了,你在殺人!”

說到這裏,卡洛琳的眼睛泛起了淚光。我能感受到她對希臘女人的愧疚,但即使發生這樣的惡性事件,她也不會被追責,因爲她只是在執行移民法。

“從此我的良心受到深深的震撼,非常內疚,發誓決不讓悲劇重演。綁架與人口販賣,永遠是世界上最卑劣的事。在我發現申請者可能是人口販賣受害者時,就一定阻止,即使只是合理懷疑。”卡洛琳語氣堅定。從此之後,她拒簽了一系列涉嫌人口販賣的申請,阻止了一場又一場潛在悲劇。

當然,這些申請可能並非人口販賣,而是卡洛琳的過度想象罷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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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美國大使館前,排隊簽證的人們。圖源:東方IC(圖文無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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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移民申請中,移民局掌握着100%的權力,申請者可以說是毫無議價權,唯一的辦法,就是討好(satisfy)簽證官——在材料上動動手腳,擡高收入,僞造學歷和履歷,讓簽證官相信他們無意留在國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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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證官被賦予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權,卻很少有“枉法裁判”的追責,歸根結底,在於那套漏洞百出的《移民法》——這套由目標國自己制定的國內法,卻能跨越國境進行涉外管轄,以本國國情爲出發點管轄外國人,本身就不太科學。

有一次,中國簽證助理對一份申請做背景調查。申請者自稱是保健品行業響噹噹的“大佬”,還提供了很多自己路演的照片和廣告。助理上網一搜,卻發現他的名字赫然出現在某百科詞條裏,相關搜索詞條全是“某某賣假藥”、“某某是騙子”、“某某是被執行人”……

經過信用查證和電話訪談後,助理確定他是一家皮包公司的老總,招搖撞騙上了信用黑名單,申請外國簽證是想卷錢跑路,“黑”在外國不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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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理向歐裔簽證官解釋了風險,可對方卻不以爲然,反而批示了簽證——在他的理解中,這位申請者很有經濟實力,可以爲本國帶來投資。就這樣,中國的違法者成了外國的“經濟推動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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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似的,還有非法傳銷團伙順利獲得簽證的例子。在外國簽證官看來,中國的非法傳銷團伙不僅不違法,還有助經濟發展。因爲傳銷在國外是合法的,外國簽證官不瞭解中國國情,以爲全世界都如此。

上班路上

“別像簽證官一樣工作,不要像他們一樣,變成流水線上的一環,變成機器。”我的同事大衛說,“要像簽證官一樣思考。”

大衛是猶太人,2013年加入使館移民部。他認爲簽證官需要更多思考,才能做好高難度的判斷:“我們是在拿一套根據一國國情制定出的不切實際的移民法,去對文化差異巨大的外國人進行判斷,然後爲目標國挑選出最有利的來訪者和潛在公民。”

來華一年,大衛遍讀了英文版“四書五經”和中國哲學經典。據他觀察,很多簽證官對中國社會的理解非常片面,以爲所有中國人都像國外“唐人街”裏的華人一樣——只知道賺錢、對社會毫不關心。“簽證官們應該在中國到處旅遊,走遍大江南北,去看看這個國家的人。你會發現,不是每個來申請簽證的中國人都那麼嚮往外國,也未必都想留下。現在中國發展得很好,外國更需要他們的到來,而不是他們需要來外國。”大衛說。

相比於那些看誰都像偷渡客的同事們,簽發簽證時,他的態度要開放得多。

“如今這份工資,只夠我擠地鐵”

市場經濟講求“用數字說話”,近年,這種思維也蔓延到了移民局。2018年,部門主管開始統計全年的申請總數和簽證費收入,就連每個簽證官的平均工作量也納入了考覈——這直接關係到員工能否升職加薪,領導能否晉升。

除了審覈簽證,每天下班前,我要填表彙報當天的工作內容和完成的數字,細緻到每小時。領導還專門安排了人手,每週每月做數據統計報表。大家對此議論紛紛,覺得這根本就是多此一舉,自找麻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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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批數量和速度都在考覈指標裏,唯獨沒有質量要求。因此,申請者花了大價錢準備的申請資料,在簽證官面前不過是幾十秒一閃而過,因爲簽證官需要速度——用最快速度,做出一個對自己最有效的決定,這是最明智的選擇。

舉辦投資貿易宣講會,是提高簽證申請量和吸引移民的辦法。

爲了創造業績,我的部門領導也開始給自己增加工作量,時不時就來辦公室轉悠,默默監視員工的一舉一動,要是發現員工不在工位上,便開始暗暗計算對方離開的時間。

有次,一位同事從洗手間回來,被領導叫去問話,要他解釋“爲什麼上廁所需要20分鐘”。大家覺得這種管理方式荒謬至極,開始怨聲載道起來。但儘管如此,面對公派海外的優厚待遇,能抵禦誘惑的人寥寥無幾。

壓力與誘惑之下,有人動起了和核心業務不相干的心思。從2016年開始,每回部門舉行節日聯歡會,同事費爾南多總是費盡心思坐在首席參贊身邊,想着多陪幾個笑臉。工作日休息間歇,我常常見到他一個人在辦公樓外抽悶煙,鬱鬱寡歡。一聊才知道,原來他的職位即將被裁撤,他很可能被召回總部,離開中國。

萬聖節前夕,使館區的外國超市門口賣起了南瓜。

在移民局體制裏,升職和公派海外,是評判一個人業務能力的標準。在本國的移民局工作,充其量只是個領固定工資的普通工薪族。公派海外,不僅能獲得外派、住房和子女教育補貼,還能享受外交禮遇,生活質量提高一大截。

衆所周知,中國是很容易出業績的地方,這裏申請量大,KPI好達成,因此更容易升職,是移民官爭相想來的國家。費爾南多原本是個工作認真的簽證官,但因爲沒討得大領導的歡心,如今正面臨着即將離開中國的尷尬。

“你以爲我喜歡討好領導嗎?如果不討好,我就不能留下來,就不能認真去看那些申請了。我很想給中國的申請人提供專業的審覈,幫助他們實現願望,但如果我連這個職位都保不住,一切就無從談起。”費爾南多說。

後來,他還是離開了中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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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館經常舉辦酒會和社交活動,簽證官的工作表面很光鮮。

近年申請總量下降,簽證官的收入也隨之下滑,不再是大家眼中的高收入“金領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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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,簽證官伊麗諾加入了移民部,至今工作了16年。“2008年之前,我每天都打出租上班。可現在這份工資只夠我擠地鐵”。

過去中國經濟落後,外國的錢拿到中國消費就很寬裕;中國勞動力也便宜,外國使領館用很低的工資,就能吸引到中國高水平人才。但如今情況不同了,越來越多行業願意提供更優厚的待遇。面對這個變化,使領館卻無動於衷。

2017年,使館貼出一則招聘廣告,想給大使招一名御用廚師,要求“中英文流利,精通中西菜餚,且要有10年以上五星級酒店行政總廚的工作經驗”——我不禁汗顏,縱觀當時北上廣深的五星酒店,行政總廚的年薪在70萬上下,相較之下,使館開出的14500元月薪實在少得可憐。

眼看着其他行業工資不斷增長,而移民局的工資依舊是十幾年前的水平,伊麗諾覺得,這份工作唯一的好處,可能只有“穩定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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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館區緊挨着奢侈品購物中心,每日經過這樣的櫥窗,卻消費不起。

這種“穩定”也並不絕對,這年頭,使館也在裁員。

2012年,移民部就裁掉了一批員工。“當時大家當然很惶恐了。”伊麗諾說,“可後來證明,裁員不見得是壞事。被裁的人都拿到了一筆經濟補償款,有人用幾十萬的裁員補償款去創業,和人合夥開了一家國際教育幼兒園,收入比在使館時還好。”

簽證申請量下滑,加上人工智能終有一日會取代人力,越來越多的人未雨綢繆,主動選擇離開。

在中國當了5年簽證官後,33歲的查理·樑遞了辭職信,去了一家投資公司當經理。他覺得這份工作收入少,除了做一輩子簽證,沒別的出路,不早點跳槽,以後怕是沒機會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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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裔簽證官比爾·劉也辭職去了上海發展,和合夥人開了公司,徹底轉行。在使館爲他舉辦的歡送會上,他爲自己終於離開這個地方感到高興。

位於北京使館區的公寓

話雖如此,依舊有人不斷闖入這座“圍城”。華裔簽證官陳柯幼年隨父母移民海外,考入當地名校,攻讀生命科學專業,收入本可以是現在的好幾倍,可他還是選擇了使館的工作。

“在國外孤零零的,沒歸屬感。我想穩定下來、成家立業。”考入X國駐華使館後,他馬不停蹄地相親、買房、結婚、生娃,繼續審覈那些像他父母當年一樣,渴望出國的中國人。

有人則和陳柯相反,從中國折騰到國外,但做的還是一樣的工作。

在使館工作多年後,李念帶着太太兒子辦理了移民,如今正蝸居在國外的出租屋裏。他讀傳媒專業出身,原本打算在國外大展宏圖,但傳媒是非常依賴語言文化環境和人脈的行業,李念找不到相關的工作,只能退而求其次,去當地移民局繼續當簽證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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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爲了兒子,我只能這麼將就一下了。”李念說,“移民第一代往往是犧牲品,我這樣做,是爲了讓兒子以後可以少奮鬥大半輩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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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,我從北京使館調任至廣州領事館,5年裏接手了數萬件移民案,把移民法領域該學的、想學的,都認真實踐了一遍。新的發現越來越少,剩下的只有重複。我意識到,再繼續下去,就真成了大衛口中的“流水線零件”了。

這份工作經歷固然獨特,但還有更多的領域值得我去努力。2020年,逢着疫情,我也辭去了工作,開啓了新的旅程。

*文中人物均爲化名

參考資料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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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2018,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

封面圖  Sipa  |  圖/文  羅拉神  |  編輯  簡曉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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